孟子之适魏，正当魏人败于马陵，秦人掳其公子卬，魏之为国可谓困矣。王曰：「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」？盖其兵屡败，意夫孟子之来，必有奇谋秘计以取胜于邻国，而洗其屡败之过也。故其言曰云云，「一洒之，如之何则可」？所谓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」者，马陵之败，掳太子申是也；「西丧地于秦七百里」者，秦取西河之地也；「南辱于楚」，史传失传。惟其屡败如此，故问孟子用兵何若而利，何若而不利也。而孟子则曰：「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矣」。惟其言仁义，至于利之一言，则断然以谓「如虎狼之不可近，近之则噬人；如乌喙之不可食，食之则致死」者。然孟子学子思者也。尝问牧民之道何先，子思曰「先利之」。孟子曰：君子之所以教人，亦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子思曰：仁义固所以利之也，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，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，此为不利大矣。孟子之学子思，既知夫仁义为利之大，而其对梁王，则终不以利言之，何哉？善夫温公之论：「子思、孟轲之言一也。夫惟仁者为知仁义之利，不仁者不知也。故孟子之对梁惠王，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，所与言之人异故也」。此说可谓尽之矣。盖仁义非无利，仁义之利，可与智者道，难与俗人言也。与世俗而言仁义之利，彼将以利心而求于仁义，果何以得仁义之利哉？杨墨之徒虽曰仁义，一则以利天下而不为，一则以利天下而为之。惟其以利心而求于仁义，虽近仁义，而卒不免于利。故惟孟子则可以与之言，非孟子而与之言，则失之矣。盖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则失人；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，则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，罕与世之人言也。夫子之道传之子思，子思之道传之孟子。夫子罕言利，而子思言之于孟子，此子思之所以为善学夫子也。子思既言利，而孟子则不言之于梁王，此孟子所以为善学子思也。譬如医家之用药，此人所用之药，不可以用之于彼人也。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，为墨子而言则可，为始皇而言之则不可。俭非圣人之中制，为魏晋之君俭啬言之则可，为武帝言之则不可矣。